农民组织化是巩固共产党政权和保持社会稳定的最基础性工作

农民组织化是建设和谐社会最基础性的工作
   
　　现在学界、官界、实业界似乎都似乎已经达成共识了——“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农民权利太小，而农民权利太小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太低。要想解决严峻的“三农”，最根本的措施是让农民组织起来。

　　农民组织起来至少有如下好处：只有农民组织的充分发育，小农户才能联合起来应对大资本的垄断，才能节约生产成本、销售成本和消费成本，小农户才能获得更好的经营效率；只有农民组织的充分发育，民主自治才有组织保障，没有组织保证的民主自治一定是被操纵的假民主政治；只有农民组织的充分发育，每一个农民生活在一个和几个组织中间，农民才能够支付使用法律的成本，民主才有力量维护法律的公正，法律才能维护弱者的合法权利，弱势的人没有组织的后盾，法律就会成为强者欺负弱者的工具；只有农民组织的充分发育，乡村社会的管理和公共服务才能高效，管理成本才能最低；只有农民组织的充分发育，农村过剩的劳动力才能有效的动员起来建设新乡村。农民组织的充分发育是公民社会的基石，是民主政治和法制国家的基石，是建设和谐乡村社会的基石。

中国的农民革命早已结束

　　中国是一个农民国，“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问题长时间得不到根本好转，自然会让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无数次改朝换代的农民革命运动。非常遗憾的是，农民组织化至今依然非常敏感，很多人的另一个“共识”是：担心农民组织化导致农民革命！

　　农民组织化导致农民革命的想法很有代表性。在我看来，这表明中国的知识分子、高级官员和事业家们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依然停留在60年前，实际上中国国内经济政治结构和社会基本矛盾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农民革命时代早已经终结，中国再不会爆发农民革命运动了。
    
    第一，中国没有了导致农民革命运动的革命目标。
    
    历史上的农民革命运动是以“打土豪、分田地”为革命目标的，而这个目标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早就实现了。站在历史的长河中看，毛泽东一代人对中国的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完成了农民革命。在中国农村经常出现局部性的农民反抗，但这种反抗只是以“反贪、减负和维权”为主要目标，是局部的抗争。当打倒了乡村“贪官”，这种“有限革命”就结束了。在中国的学界和地方官员中，有些人在致力于推行土地“私有化”，以期解决中国严峻的“三农问题”。假如当下中国的土地制度真的回到了上世纪的50年代以前的私有制，中国也许有可能爆发农民革命运动。在中国农村人口基数还在数以亿计的情况下，中国实有必要维持和完善现存的土地村社集体所有制度，逐步用制度保障农民实现自己的土地产权。    
  
　　 第二，中国农村没有支撑农民革命运动的财政金融基础。
  
　　 1949年以前的中国，地主经济是国家经济的基础，农民革命运动可以直接从“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中得到财政资源，并且迅速建立起解放区独立的财政金融体制，以保障农民革命运动的可持续发展。即使当今中国农村爆发了农民革命运动，也是不可持续的，因为现在的中国，农业经济的份额只占国民经济总量的14％，且整个国民经济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民革命者不可能在现代中国农村建立起支持农民革命运动的财政金融。
    
    第三，中国农村没有支撑农民革命运动的武装资源。
    
    1949年以前的中国，有地方军阀武装，地主武装，土匪武装，家族武装，党派武装，民族武装，甚至还有外国武装的存在。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大队民兵连长、甚至生产小队的民兵排长也管几条枪或几十条枪。这些武装资源的存在，是农民革命运动的武装基础。但现时中国农村连猎枪也没有了，几乎没有了可以利用的武装资源，没有武装的农民革命运动其力量是极其有限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中国依然是真理。
    
    第四，中国农村稀缺领导农民革命运动的精英分子。
    
    1949年以前的中国，乡村社会是个精英治理的社会。每一个王朝的建立初期，乡村精英的利益都是有保障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朝日益腐败，对乡村社会的吸取无度，乡村社会日益凋敝。当乡村精英的既得利益也受到损害时，他们于是领导比他们更加边缘化的农民起来革命。乡村精英阶层在实现农民革命目标的过程中实现自己当官受禄的目标。实际上，农民革命运动中精英阶层和农民阶层的革命目标是不尽一致的，农民革命是农村精英与农民的联合革命，农民是革命的主体力量，农村精英阶层是革命的领导力量。而当今农村社会的大量精英进入了城市，剩下的精英基本上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阶层，贫困农民是唯一的弱势阶层。现在的农村精英阶层和农民的利益是对立的，不具备两者联合革命的可能。试想，一个缺乏精英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怎么可能形成呢？试想，如果陈胜、吴广没有对农民革命者“打土豪、分田地”和“打江山、坐江山”承诺，没有“解放区”财政金融的支撑，陈胜、吴广何以揭竿而起呢？所以，农民说他们缺陈胜、吴广。其实，倒不如说是陈胜、吴广抛弃了贫困农民和农村，去城市寻找新的可供革命者分配的资源去了。
   
　　第五，中国的农民并不反党反政府。

　　和上个世纪初不同的是，现在的中国农民依然相信党和政府可以解决“三农”问题，绝大多数农民相信党和中央政府是好的，只是少数干部和基层政府部门没有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好政策。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强调“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强调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特别是胡温新政以来，“新三民主义”、“以工补农”、“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主张，让农民对党中央和国务院寄予着高度的认同感和希望。中国的农民只要看到希望（而不绝望），他们不仅不是中国不稳定的力量，而是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基础。
        
漠视“  三农”问题，最终会导致城市工人运动
  
　　 中国农民革命终结了，但并不表示严峻的“三农”问题不会构成对共产党政权和社会稳定的威胁。
   
　　中国的农民是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的生态，当我们破坏生态时，生态会自我调整，最大限度的承受和化解“痛苦”，我们一时感受不到生态的报复。但生态的承受能力是有极限的，一旦环境条件发生变化时，脆弱的生态将爆发毁灭性的报复。如果因为农村不可能爆发农民革命运动就漠视“三农”问题的存在，那就大错特错了。
首先，“三农”问题可能转换为城市问题。
    
    中国农村有人口8亿之多，每年还新增人口1100多万。农村现有劳动能力的人有4亿多，每年还新增劳动力1000多万，而农村只需要劳动力1。5亿就足够了。如果农村人的生活水平没有实质性的提高，农村每年流向城市的人不只是我们保持9％的经济增长所能够承受的800－1000万人，而是3000万、5000万，甚至更多。农村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自然会导致劳工的待遇下降，城市劳资关系、贫富关系、官民关系、城乡关系必然高度紧张――“三农”问题转化为城市问题了。
其次，农民反抗运动转化为城市工人运动。

　　农村生存状况得不到改善，虽然农村没有农民革命条件了，但并不表示农民就停止了反抗，“民工潮”何尝不是一种农民反抗运动形式呢？农民工进城后，与城市的下岗工人和失业的大学生成为城市无产阶级的主体，这三种人将来必然在城市联合起来，成为未来城市工人运动——争取劳动权利运动的主体。在这三种人中，退伍军人、国有企业改革被边缘化的国企干部、大学生社团骨干是未来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农民工第二代、进城农民中的上访户、城市下岗职工第二代将是工人运动最积极、最坚定的力量；被压迫的“民族资本”、被边缘的共产党“正统政治家”、被边缘的左派知识分子将会为工人运动提供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思想武器。
    
    　上个世纪，共产国际及其中国的追随者认为中国革命要以城市为中心，对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革命运动不屑一顾，但他们错了。今天，中国“三农”问题十分严峻，有人以为中国势必要爆发农村农民革命运动，也许他们犯了同样的错误――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认识不清。 

增加农民收入和福利是中国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根本措施
 
    未来中国的“三农”问题与城市问题，农民反抗和工人运动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并且是相互转化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有序转移是中国稳定的关键，而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人的生活质量是一把打开中国通向政治和社会稳定发展之门的金钥匙。“增加农民收入和福利――农民购买力增强――城市经济发展、就业机会增多――农民转移加快（实现有序转移）――增加农民收入” ，这样的结果是城乡良性互动、共同稳定发展。如果：“农民收入和福利减少――农民购买力下降、农民向城市涌入――城市经济社会恶化、城市就业岗位减少、城市工潮爆发――农民收入下降”，这样的结果是城乡恶性互动、经济疲软、社会动荡。
    
    增加农民收入和福利已经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不能简单的用一般性市场技术性方法解决，必须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建设”的系统框架内加以解决。解决这个问题的突破口是调整社会各阶层占有政治经济资源的分配关系，首要是减少对农民的歧视，扩大农民的政治经济权力；其次是改变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由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发展的目的向“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回归。
在中国，将很多的问题控制在农村解决要比在城市解决容易得多，成本也低得多。如果“三农”问题无序的转化为城市问题后，不得已要在城市解决问题，其办法是非常有限的、成本也是有限时期内难以支付的。所以，稳定和繁荣农村对共产党政权的稳定和中国社会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农民组织化程度越高，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越牢固

　　很多人喜欢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共产党建立了农村土地村社社员集体所有制度，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权益，完成了农民革命，共产党就有了执政的最大合法性；其次，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得到了全面提升。执政合法性最终表现为什么？在苏联共产党下台的时候，没有任何组织站出来拥护她，假如有千千万万的组织站出来拥护苏联共产党执政，也许苏联共产党今天依然还是合法的执政者。党的执政合法性体现在关键的时候有足够多的组织站出来旗帜鲜明的拥护她！假如有一天，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受到挑战，在我看来，最有可能公开站出来拥护共产党继续执政的就是中国农民组织。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呢？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保护小农的利益，大资本是靠不住的，市场是靠不住的；小农的社会福利需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强势政府提供，小农完成扩大再生产过程也需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强势政府保护。在中国，共产党政府一直宣称坚持社会主义，这与农民的意愿具有本质的一致性。共产党不仅这样说了，而且在农村依然保持着社会主义的制度。

　　第一， 农民阶层是共产党保护的有产者，不再是革命的力量，而是稳定的力量。共产党建国后，很快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后来进行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和联产承包运动。既实现了土地的农民家庭经营，又坚持了土地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中国的所有阶层中，惟独只有农民阶层是共产党特许的合法有产阶层。这个政策虽然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过偏差，国家也没有给农民集体完整的土地产权，国家工业化也曾对农民阶层过度索取，但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和“以工补农”的实现，农民阶层和共产党政府的矛盾消除了，农民成为共产党政权的更坚定拥护者。

　　第二， 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最符合小农的根本利益。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步伐越来越快，小农会越来越边缘化。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共产党政府对小农利益的最大保护。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共产党政权重新将小农纳入国家现代政治体系、让其参与现代化进程、分享现代化好处的重大战略，农民阶层成为共产党政权的重要力量。

　　第三， 农民组织是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政治同盟。共青团、妇联会等群团组织是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的政治同盟，但这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同盟。今天的农村，“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政治制度已经瓦解，农村共青团和妇联会组织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经济政治制度基础，传统的联盟已经只有象征性意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散的小农需要建立新的农民组织、在新的经济政治制度环境里实现小农阶层的政治经济权利。毫无疑问，共产党应该支持新的农民组织的发展，并与之结成新的联盟。这既是小农维护自身权益的需要，也是共产党政权合法性建设和巩固的需要。

　　农民组织化程度越高，共产党政权和社会稳定性越好。

　　有人将当今中国划分为十大基层。这十大阶层中，谁是共产党坚定的拥护者呢？尽管农民处于最底层，但农民是共产党最坚定的支持者阶层。从权利的角度来看，农民阶层是最有限的；从人数的角度来看，农民阶层是最大的。小农处于分散的原子化状态，既不利于“以工补农”转移支付资金的有效使用和和谐社会的建设，也不利于乡村社会的管理和农民权益的维护；既不利于农民实现民主自治权利，也不利于农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既不利于农民适应市场经济并避免市场经济的风险，也不利于农民合作互助并分享合作经济的好处。更重要的在于，分散的小农，不仅不能成为共产党政权的政治经济基础，相反，有可能成为反共产党势力的利用对象，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破坏力量——河北定州事件就是很好的例证。所以，农民组织化程度越高，共产党政权和中国社会稳定性越好。
我们共产党应该更自信一些，要“相信农民、团结农民、组织农民、依靠农民”。要坚决放手让共青团、妇联会等群团组织民间化，推动民间（农民）组织化；要坚定支持：全国的村民委员会成立联合会，全国的农民协会成立联合会，全国的农民合作社成立联合社，全国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立联合会等等；要坚定支持各种农民组织的联合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依法给农民组织在人大、政协和国家政府机关更多的席位和发言权；要充分发挥农民组织在实施“以工补农”战略的本位作用，动员农村劳动力建设新乡村的领导作用，重建乡镇政权和农村自治制度体系的主体作用，建设乡村和谐政治、和谐经济、和谐社会的组织保障作用。

　　只要共产党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相信共产党任何时候都不存在执政合法性危机；即使有一天城市问题复杂化了，如果有农民组织的坚定支持和农村的稳定，共产党也不存在不可克服的执政合法性危机。

　　李昌平2005年8月7日于北京

　　通讯地址：北京朝阳朝外北街吉庆里篮筹名座十栋B座1－301室（100020）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